滂沱大雨中当上了《酱园弄·悬案》的首批观众。作为受测白鼠之一一片红配资，先汇报三点个人看法：1.值得看。2.有遗憾。3.个人对下半部的期待值更满。
需要提醒的是，为了说清楚问题，本文的剧透比例不少。尽管我不觉得这是一部怕剧透的电影，但介意的观众现在就可以把窗口关上了。
一
尽管《酱园弄》分成两半之后，在上部加了个“悬案”的副题，但其实此案并不太“悬”。
毕竟，这类有真实案件作为底本的作品，大半的故事早就被历史给剧透了。
从历史档案看，酱园弄杀夫案的案情不算复杂，有明确的凶嫌（与《开膛手杰克》或者《黑色大丽花》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“悬案”有显著区别），也有从逮捕到判决再到大赦的清晰轨迹。
所以经典的悬念公式——“猜猜凶手是谁”不可能成为故事最重要的动力，编导也无法利用释放“负信息差”（刻意让观众掌握错误的或者无用的信息，干扰他们对于真相的判断），最终在揭晓正确答案时激发观众的爽感。
詹周氏有没有杀人？到底是怎么杀的？
与其说编导将这两个问题作为本片的悬疑机制，倒不如说是在用它们“悬置”动荡年代（1945年3月）的世态人心。
第一幕，分尸的血，透过天花板，一滴滴落在楼下算命瞎子的脸上，这还只是寻常的类型惊悚；但瞎子脸都不抹一把，就径自穿过幽暗的弄堂（路上还跟阿嫂吐槽了一句楼上滴水），在大街上被太阳照得满头血光——这一幕的简洁、凶狠与戏谑（盲人对“血”的无视），从视觉直抵肺腑，进入隐喻层。
后来，从詹周氏视角出发的闪回，她被当街家暴，从石阶上一步步拖下来。在边上小吃摊档围观的是沉默的大多数。
他们脸上的表情，与看不到淋漓鲜血的瞎子，没什么两样。
与之配套的视听符号俯拾皆是：老式弄堂里的奇特空间，瞎子用来给詹周氏算命的那团乱麻，舞台上根据杀夫案改编的“文明戏”里那句撕心裂肺的台词（“那只头在哪里？”），解剖台上过于触目惊心的尸块，女囚行刑时一个接一个喊出的号码——每个号码给一个镜头，对应一声枪响。
凡此种种，都是与情节的悬疑性若即若离的元素，却是看完全片以后鲜明浮现的记忆点。
这奠定了《酱园弄》的基调：杀人案是在时代大潮中颠簸而行的一条破船。船过处，多重视角下卷起的浪花，荡开的涟漪，才是陈可辛想抓住的瞬间。
二
既然是多重视角，那同一个故事就有不同的讲法。看起来，最顺理成章，最容易简化，也最适合当下语境的故事线，显然是女性的困境与抗争。
因此，我们看到，詹周氏在案发前被丈夫詹云影虐待，案发后被警探薛至武压迫——在她的幻觉中，这两个男人的阴影，不时交融在一起。
为了加固这个故事的形态，编导甚至动用了近乎漫画式的重场戏：
审讯室内，野猪咆哮，詹周氏仓皇间扔下菜刀，攀援扶梯求生；楼梯顶，薛至武的脸上叠着詹云影的脸，其恐怖恫吓的效果压倒了下面的野猪，以至于惊恐万状的詹周氏宁愿节节后退一片红配资，躺平赴死……
这一幕视觉奇观，符号的效果十分强烈，但是否过于强烈，是否适合实拍（作为幻觉或梦境会不会好一些？），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。于我而言，这场戏还是过火了那么一点。
詹周氏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，何以坚决翻供，最终又如何翻案成功——这是档案的黑洞，也是虚构的起点。
在本片中，编导没有从事实层面设置迷魂阵，而是选择将重点落在自（狱）外而（牢）内的传播链条上。女作家西林为被告辩护的文章成了撬动巨石的杠杆，但剧作聪明地为这个动作提供了一个支点：詹周氏的狱友王许梅。
在很有限的篇幅里，剧本刻画王许梅的叙事效率，是整部影片中最高的。从简短的对话中，我们可以大致拼接出她的身世：
念过书，走过江湖，被男人骗过，也骗过男人；
入狱是因为终日周旋在伪政府的男性世界里，陷入复杂的政治旋涡；
深谙十里洋场的游戏规则并因此而自得，哪怕坐进死牢仍然气定神闲地展开自救，与狱卒康忠良的钱色交易，以及从外国嬷嬷那里搞来的怀孕证明，是让她笃定的“双保险”；
顺便，她还从报纸上找到了可能帮助詹周氏脱罪的舆论工具，教会她认重要的字（自己的名字），说关键的话，看到“女人休掉男人”的可能。
惟其如此，王许梅这个人物弧光的最终落点，才更令人震惊与唏嘘。机关算尽之后迎来的是时局急转直下之后的灭口式处决。
而在此之前，王许梅刚刚让詹周氏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奶油蛋糕，领着一众狱友齐唱了一段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
这段戏，王许梅整个人先是沐浴在高光中，旋即滑入深渊。对于坠落的速度，编剧写得够坚决，陈可辛拍得够老练，杨幂也演得够扎实——那字字清醒的台词，眼神里喷射着的怒火与不甘，至死不休的求生欲，都一滴不漏地传递到詹周氏弱小而枯槁的身躯里。
凭着这一个支点，詹周氏在法庭上的翻供，才不是为了反转而反转，才有了逻辑上的可能和情感上的支撑。
相比之下，影片最后部分詹周氏的画外音，那些文化含量过于充分、觉醒意识过于强烈的口号，就像是搭上了让主题升华的高速直通车。
此时的詹周氏，与前期那个连死尸的头颅都不敢面对的詹周氏，似乎割裂成了两个人。
三
但《酱园弄》的叙事企图还不止于此。光影交错之间，我们总能瞥见时代的冰山，不时露出狰狞的一角。
最典型的人物当属薛至武。至少在《酱园弄·悬案》中，他的行为逻辑时常呈现尖锐的矛盾。
他没有道德底线，杂志副主编拿出五条小黄鱼，要他害牢里的主编的一条性命，他接过来，藏好，伸出手来再多要五条，理由是订单从救人变成了杀人；可另一方面，他又异乎寻常地争强斗狠。
警察局长赶在日本人投降之前避走香港，他却犹豫不决，宁愿用船票去跟法官换一个“结案”，理由是詹周氏的翻供让他丢尽了颜面，非要把这口气给争回来。
终日在伪政权里当差，这个人物的底色理应是贪生怕死，可他偏偏对于“哪朝哪代都需要我来维持治安”抱有近乎狂妄的自信和莫名的执念。
如此具有内在激烈冲突的性格，让这个人物的行为逻辑变得很难用常理去解释——包括对于詹周氏的强烈仇恨。
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女人，杀了自己的“当家男人”？还是因为在伪政权的畸形高压生态中，薛警探的心理状况，早就处于崩溃的边缘？
究竟是什么，使得一个汉奸把“捍卫男性权威”看成比苟且保命更重要的事情——以至于在大厦将倾时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拎起枪，进牢房，追杀手无寸铁的詹周氏？
我并不反对写人物的反常逻辑——只要写得够深够透，就能激发出真正的新意。但薛至武的状况是——如果把他看成服务于酱园案的头号功能性人物，那么现在的篇幅明显偏多；如果要把他塑造成E.M.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里讲到的“圆形人物”（生动立体、血肉丰满的人物），那至少得通过合适的细节把他的行为逻辑铺垫清楚。
仅从《酱园弄》的上半部来看，编导赋予这个人物的内容，微妙地介于“扁”和“圆”之间——以至于，当雷佳音把整整一张脸，狠狠地挤压在监狱的栅栏上时，他也不知道应该把这个人物刻画得更凶狠，还是更复杂；应该将他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更含蓄，还是揭示得更透彻。
我想，这不是雷佳音的问题。
四
像薛至武这样“半圆半扁”的人物与支线，《酱园弄》里应该还有不少，包括在这个故事里的每个关键节点都起到转折作用的西林（赵丽颖），上半部生死未卜的主编（沈佳妮）以及她的敌人副主编（尹昉），还有下半部才会出场的主导翻案的律师叶伯修一家（范伟，张子枫，王阳）。
或多或少，这些都可能会牵涉到《酱园弄》的叙事策略与其总体容量之间的平衡问题。
我记得，《酱园弄》最初传来的拍摄计划，是一个四到六集的限定剧，总时长超过四小时。尽管计划几经变迁，但我在如今的成片中，还是能依稀看出限定剧的逻辑、框架和人物脉络。我可以想象，在更大的空间里，这些支线能更舒适地伸展开触须与藤蔓，彼此错综交缠，最终殊途同归。
所以，关于《酱园弄》的时长问题，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和标准来衡量。从现有的更接近于限定剧的叙事框架看，这部戏也许不是太长，而是太短。
好在还有一整部一百分钟左右的戏可以期待。从上半部末尾播放的下半部预告片里，我看到了一些更让人兴奋的、上半部还来不及展开的角度。
比如寄托着翻案命运的那枚转动的银元，比如将假发时而戴上、时而脱下的西林说出的那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：
“我有一个故事，不仅紧跟潮流，而且走在潮流的前头，你有兴趣听吗？”
或许，在编导的定义中，酱园案并不仅仅关乎法律、政治或者女权，而是一个具有真正现代性的传播事件，是叙事干预现实的问题，是“故事”可以杀人、也可以救人的问题，是故事可以描摹现实，更可以制造现实的问题。
在这样一个故事里，“悬案”悬的是世态，“翻案”翻的是人心——两者同样波诡云谲，深不可测。
联想到本片从开机到上映几经辗转的过程，以及全明星阵容的加持，使得这部电影本身也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传播事件。戏里与戏外的这番对照一片红配资，也许会让下半部的观影体验更饶有意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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